2021-03-13 00:53:25
八十年代初，大陆除了民歌和一些通俗歌曲，极少有高质量的原创流行音乐出现。大部分人在传唱的都是来自港台的歌曲，而香港和台湾的很多经典歌曲其实也都是翻唱自欧美、日本。正是崔健的出现，打破了这种一味效仿和照搬的低端音乐模式，将摇滚乐这种舶来品与中国文化，尤其是来自大西北的文化相融合，在摇滚乐的节奏中，加入中国本土的音乐元素，比如本土特色器乐、再加以崔健特有的有些磕绊费力的顿字（因为老崔本身说话有点口吃）、呐喊与嘶吼式唱法，向人们传达出摇滚乐的反叛与力量，这是崔健在音乐上的创新与建树。而另一方面，崔健的歌词一方面激情蓬勃，宛如诗句；一方面又简单直接，像是口号，在人们聆听歌曲时，能引起人们的思考。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MV）
这张专辑中的《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不是我不明白》等歌曲即有反映那个刚刚开放，百业待兴的大时代背景的Hard rock（硬摇滚）风格作品，也不乏温婉流畅的民谣情歌。其中，专辑中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以其简单的旋律和带劲的节奏律动，以及那歌曲开头“1,2,3,4”的畅快呐喊，使其迅速在大众间传唱开来。中国乐坛很大程度上，因摇滚乐的振臂一呼，开始从只注重歌词，节奏四平八稳，轻视编曲配乐的泥淖中逐渐挣脱。如果说欧美大众在流行音乐上的意识觉醒，是从上世纪40年代Beat Generation也就是所谓“垮掉的一代”开始的（这里所谓的Beat，既有“垮掉”的意思，又可翻译成“节奏”的意思，而那一代的代表作家，比如杰克·凯鲁亚克的著作《在路上》描写的就是这一代活在当下的年轻人穿行美国，到处寻找各地小酒吧或演出场所内，节奏带感的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瞬间愉悦感的Bebop爵士乐的故事，他们可是比真正意义上的摇滚乐一代要早了10数年，算是美国战后流行文化的萌芽期阶段），那么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的意识觉醒，应该就是以崔健为代表的这一代摇滚人在工体呐喊出心中的“一无所有”后产生的。自此以后，人们写歌听歌，开始更加注重歌曲的旋律性以及节奏性。从此，中国摇滚漫长而艰辛的“长征”算是真正开始。
（短片集电影《纽约，我爱你》当中，导演姜文指导的短片片段中，男主在酒吧里撩女主时，背景音乐以及男主所引述的歌词就是崔健的《花房姑娘》）
（韩磊《我是歌手》翻唱版本）
《解决》是崔健音乐生涯中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的作品，用崔健的话说就是：“我的摇滚乐始终都是乐观的，我相信今后的一切都会得到解决。”而与第一张专辑比较，显然《解决》已不再是单纯的觉醒意识，而是开始在纷杂的社会里，去主动发现问题，大胆挑明问题，并设法解决问题。
（刘彩星、高扬 《中国好声音》翻唱版本）
这首歌写于一个敏感的年代，也一度被列为“禁歌”。不管从视觉的记忆性和冲击力上来讲，还是从旋律、歌词所表达的情感来讲，这首歌都可以称为最能代表崔健当时的形象、状态的一首歌。那份坚定、渴望美好，同时有些迷茫的情感表达，让“一块红布”一度被众人争相解读。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首情歌：爱情中的人们也总是麻木和盲目的。
《一块红布》中的崔健不仅代表了他自己，也代表中国的摇滚文化，摇滚精神和摇滚尊严。也就是这首歌的精神所在，使之成为被众歌手争相翻唱、改编的经典之作，不管是汪峰、谭维维，还是子曰秋野等优秀的音乐人和乐队，都曾用自己的方式将这首歌进行全新演绎，给这块历久的“红布”赋上新的灵魂。
（《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MV画面）
（李荣浩的放克摇滚版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翻唱，收录于他的同名专辑《李荣浩》中）
“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是改革时代初期时而禁锢时而开放的“文化疟疾”寒热交替的典型症状。“咿耶，咿耶，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凛冽的雪地，在这里却变成了对身体和意识的麻痹症的疗治。寒冷的刺激，。雪地撒野，这一矛盾景观，恰恰把身体的热与外部环境的冷的冲突充分凸显出来了。。
其中《死不回头》里崔建唱道，“我站在浪尖风口，南墙碰了我的头，我挺着身体背着手，风你可以斩我的首，谁让我撞上了墙口，闻到了腐朽的臭，墙外到底是什么，等我把南墙撞透”。这是再立体不过的一个中国人的身体标本，在一个闭塞且腐臭的环境中一个人“挺着身体背着手”，昂首阔步、不留后路的一次次向南墙撞去。同样这个人也是“一无所有”的， 不曾拥有一切的他两手空空，不得不说《死不回头》也是对《一无所有》的一种思想上的呼应和展望。也许当越来越多的人像这个人一样，那么这堵腐臭的南墙终有一天终将撞破、撞透，讲的就是这份“死磕”的精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