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七音带入中国乐舞,实现中国音乐史上最重要变革.

第十一章 载歌载舞来东方

      苏祗婆传“五旦七声”

西域音乐艺术对中国音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龟兹乐人苏祗婆随龟兹乐队到长安，更将7音输入北周王室，导致中国传统乐律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位苏祗婆将龟兹乐与七音输入到北周乐舞中，实现了中国音乐史上最重要的变革。

苏祗婆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是古族有名的音乐家。在父亲的熏陶下，苏祗婆很小的时候便弹得一手好琵琶，又精通龟兹乐律，名噪乡里；后来奉召进入西汗廷，从歌舞宴乐。据考证，苏祗婆本姓白，“苏祗婆”在龟兹语中为“智慧”“聪明”之意，故可以汉译为“智通”，苏祗婆应该就是史籍上记载的“白智通”。

前文提到，北周天和三年（568），北周武帝宇文邕迎娶公主阿史那氏为皇后。公主出嫁时，有一支由龟兹、疏勒、安国、康国等地组成的300多人的西域乐舞队，其中就有著名的龟兹音乐家苏祗婆，以及带来了西域特有的乐器，像五弦琵琶、竖箜篌、哈甫、羯鼓等。《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滕，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胡儿令羯人白智通教习，颇杂以新声。”

在北周的宫廷，苏祗婆以善弹琵琶闻名，颇受周武帝器重。苏祗婆演奏了大量的龟兹琵琶乐曲，让内地人倾倒在其美妙的乐声里。北周被灭后，苏祗婆流落到了民间，辗转各地，广招艺徒，传授琵琶技艺和音乐理论，传播龟兹乐律“五旦七声”。当时都城长安的西市，有很多西域胡人开设的酒店，胡姬压酒，胡乐当筵，风靡一时。酒店中侍酒的胡姬常以她们婉转的歌喉、优美舞姿招徕客人。一天傍晚，隋朝重臣、音律学家郑译独自徘徊在街市上，忽然被一阵动人的琴声吸引，他走进一家西域酒店，只见一位高鼻深目、相貌堂堂的西域乐师在演奏琵琶。琴声和谐，七声音阶掌握得非常纯熟。郑译连忙打问他的姓名，才知道他就是苏祗婆。郑译大喜，当即拜苏祗婆为师，虚心求教。

当时，隋文帝命郑译创制新音乐。郑译与朝廷众乐工研究了几个方案，都不能使文帝满意。郑译以为，北周七声废缺，从大隋受命以来，应该用新的礼乐。他与苏祗婆合作，使西域龟兹乐律的“五旦七声”理论演变成“旋宫八十四调”。新的乐制确定之后，隋文帝高兴地说：“此乐正合我的心意。”《隋书》卷十四《音乐志》中载：

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商声也。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征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征声也。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俟利徤”，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译因习而弹之，始立七声之正。然其就此七调，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调。以华言译之，旦者则谓均也。其声以应黄钟、太簇、林钟、南吕、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无调声。译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饮为均，推演其声，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应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皆和合。仍以其声考校太乐所奏，林钟之宫应用林钟为宫，乃用黄钟为宫；应用南吕为商，乃用太簇为商；应用应钟为角，乃用姑洗为角。故林钟一宫七声，三声并戾。其十一宫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编悬有八，因作八音之乐，七音之外更立一声谓之应声。

这7音的原语，基本出于古代梵语，属于古代伊朗、印度的音乐系统。历史学家向达指出：“苏祗婆之琵琶七调，实与印度音乐中之北宗，即印度斯坦尼派（Hindostani School）有相似者，或竟出于北宗，为其一派。”

不过，苏祗婆从龟兹而来，已将7音改造，称之为《龟兹乐》，而非将印度或伊朗的音乐照搬。常任侠指出：“苏祗婆的七调，溯其源流，出自印度的乐调，这是许多学者的主张。但它既入中国，已经华化，增加了中国的色彩，而且更有新的创造，并非‘率由旧章’一成不变，因此它称为《龟兹乐》而不称为《天竺乐》。《龟兹乐》受印度的影响，这是事实。因此龟兹乐人苏祗婆因袭旧名，但乐调的高低，却并不一致，与中国的宫、商、角、征、羽、变宫、变征，也不尽合。”

苏祗婆7声输入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乐舞制度从乐人、乐器到乐律方面，都渗入胡风。古乐大都并入雅乐，局限于庙堂乐章，民间歌舞与胡乐结合，显示极强的生命力，为社会各界所欢迎。中乐七声，即宫、商、角、变征、征、羽、变宫，也就是苏祗婆所输入的婆陀力、鸡识、沙识、沙侯加滥、沙腊、般赡、俟利徤，可以与西乐音符C、D、E、F、G、A、B，以及印度音符Sa、Ri、Ga、Ma、Pa、Dha、Ni，一一对应。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乐律改进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新乐律的指导下，中国乐舞得以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