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09 19:02:34
文 | 禾暮
今年9月19日至24日，“上海当代音乐周”迎来了它的第十个年头。十年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十年的积淀，却在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国的当代音乐土壤上，种下了一颗不断萌芽成长的种子。就像上海当代音乐周艺术总监、作曲家温德青所感慨的：“不断有新的音乐家、新的作品出现，音乐才会向前发展。有人说，当代音乐是属于未来的音乐。今天我们得以聆听，不就像生命得到延长了吗？”
始终跟着音乐理想走
温德青出生于闽北农村，温热的南方家乡孕育了他一口难改的乡音和谦和的性格。“在我8岁的时候，舅舅送给姐姐一把二胡，她开始拉音阶，我也跟着偷偷学，从此开始了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后来从农村到县城读中学，学校的宣传队长向大家展示了他写的一首歌，这给了温德青极大的触动。原本以为作曲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作曲家就应该像莫扎特、贝多芬那样，自带光环，可望而不可及，却没想到在这样的山沟沟，也有人能作曲。既然他能写，为什么我不能？带着这样的信念，少年温德青也开始自己摸索着写歌。在农村插队时，温德青用笋干、香菇当学费，开始以远程通信的方式向上海歌剧院的张强学习歌曲创作。恢复高考后，温德青考上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作曲专业，遇到了第一个对他音乐创作道路影响很深的老师郭祖荣。“他是一个很有交响乐情怀的人，几乎是自学成才。不管作品有没有被演出，他始终孜孜不倦地创作，只耕耘而不问收获。”这种对音乐崇高、纯粹的追求，深深鼓舞了温德青。
大学毕业后，温德青被分配到老家的师范学校教书。内心对创作的渴望，让他选择到西北支边，成为宁夏歌舞团的驻团作曲家。当时很多人对温德青的决定很不理解，认为一个南方人放弃稳定的工作远赴荒凉的大西北是遭罪，但温德青很平和地说：“虽然生活习惯不太一样，但比起你的理想追求，这些都可以克服。”以前一直停留在笔头创作的他，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实践，乐团演奏中音响的直观呈现，可以随时反馈创作中的问题，使他得以及时修订。支边的5年让温德青得到了很多锻炼，对音乐也有了更多感性的认识。
结束支边，温德青调到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工作，还得到人人艳羡的北京户口。然而，当申请到瑞士日内瓦音乐学院的留学机会，他又毅然放弃了北京户口。“我对新音乐很感兴趣，一直觉得自己在国内学得还不够多，我觉得音乐总是要不断更新才有意思，所以我选择了出国。”那个时候，温德青已经33岁了。每每在关键时刻，他总是以音乐为要，让音乐来指引自己。正如他自己所预想的那样，旅居欧美的十几年，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也让他的音乐变得更成熟、更国际化。
为了打开听众的耳朵
选择归国，同样是追寻着音乐和自己内心的选择。“我的好友菲利普·阿博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从巴黎国立音乐学院毕业后回到日内瓦，做了三件事——创办了一个现代乐团、一本现代音乐刊物和一个现代音乐节。就在这个乐团成立25周年之际，日内瓦政府授予他5万瑞郎的奖金，颁奖的评语深深打动我：‘由于你25年的努力，你改变了日内瓦人的耳朵。’他跟我说，在国外旅居学习了那么多年，其实你也可以回去做点事情。”正好此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杨立青向温德青伸出橄榄枝，于是，温德青提前半年结束了原本2年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2007年3月正式赴上海音乐学院任教。
很快，温德青就发现，虽然学生有需求，但却鲜有机会听到现代音乐，于是，他开始筹划创办一个现代音乐节；筹办过程中，他发现学校师生没有很好的途经获取现代音乐资料，于是又建立了当代音乐资料中心，向所有师生开放最新的唱片、录像和乐谱。上海当代音乐周就这样在温德青的努力下应运而生了。谈起当代音乐周初创时的艰难，一切仿佛还历历在目。“只有我一个老师，加上艺术管理系的几个同学，借用了音乐工程系办公室的一角，我们每天加班加点。所幸学校和系里都很支持，尤其是时任院长的作曲家杨立青。他是一个很棒的作曲家，对现代音乐持非常开放的胸怀，但那时候学校就那么点钱，能给一点已经很不错。”为了多得到一点经费，温德青又以个人项目的名义向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申请了资助。“加起来总共不过十几万元，要办一个时长一周的音乐节，包含7场音乐会、7场讲座、4场大师班、1场研讨会，邀请国内外的艺术家前来，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但是温德青做到了。
随后的几年，得到朋友“胡景敏当代音乐基金”的资助，又被列入上海音乐学院重大项目，当代音乐周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熟悉，观众人数也从最初的2千人增长到如今的8千多人；经费逐渐宽裕，能请到的艺术团体水平也越来越高，当代音乐周成为当代作曲家们展示才华的平台，也将国际新音乐的果实带到上海与普通市民共享。“各兄弟院校每年都组团来参与，很多人听完很感动，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音乐节。”最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全部由噪音构成的新兴乐派“饱和主义”音乐，在今年第十届当代音乐周的演出却大获成功，得到全场观众的狂热喝彩。法国Tana四重奏带来的100张“饱和主义”音乐演奏cd全部售罄。
“很多听众从第一年听到第十年，很多学生毕业后再回来听。对普通观众而言，他们的耳朵也慢慢被打开。如果不保护现代作曲家的创作，不通过演奏把它们留下来，下一代人就没东西可听了。我们不能过了几千年还只听贝多芬、莫扎特的东西，就像营养需要均衡一样，在当代人文化素养的构成中，也应该有现代音乐的一块天地。”在解读现代音乐为人们带来什么的时候，温德青说，“本来是小众艺术，能逐渐走向社会走向市场，而不仅仅存在于象牙塔之内，说明这十年，这个团队的辛苦没有白费，我们在做一部引领社会音乐潮流的大作品。”
最重要是写出作品个性
儿时自学二胡受到奶奶反对，她认为那是乞丐拉的乐器，不曾想奶奶的预言在几十年后竟“成真”，温德青果然写了一部以乞丐为主角的歌剧《赌命》。首演于2003年的《赌命》，今年又被上海歌剧院带到英国伦敦演出，明年还将去爱沙尼亚参加萨雷马歌剧节。
温德青的许多作品都跟歌剧《赌命》一样，蕴含着哲理和深意，在国际上获得极大认可。他并不否认血液中流淌的中国文化基因对自己创作的影响。“中国文化植根在我的内心，自然而然就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不需要你去强调，也无需回避。”但是，他始终认为，音乐创作最重要的是写得精彩动人、有个性、有新意。如果只是单纯地凸显民族特性，而没有个性，那也不算成功。
有的人会给温德青贴上标签，觉得温德青就是一个搞现代音乐的。其实，他也写过电影音乐、通俗的作品，只不过这些不是他艺术上的追求。一年多前为“丝路畅想”音乐会创作的交响合唱组曲《黄土地之歌》就是一部回归旋律，而又巧妙融合不少现代配器手法的优秀作品，当时惊艳了不少业内人士。“我认定走这条路，不会轻易被市场和环境所改变，如果没有这个环境，我自己去创造。我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不给我钱也会去做。”
温德青说，虽然教学和筹备当代音乐周等活动花去了自己很多精力，但是一有时间，还是想多写点作品。他更希望将来能有人来接班，也希望能由政府和社会上的专业机构支撑起当代音乐周的组织工作，只有这样，现代音乐才能在这个城市更好地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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