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勇气交给音乐,把怯懦留给生活

当他在阿纳帕和塔尼娅建立关系前，他的《第一交响曲》在哈尔科夫公共花园里上演了。客观来说，这是一场灾难。弦乐听上去很单薄；钢琴都没法听；定音鼓压住了一切；领奏的巴松管糟糕得让人难堪，而指挥却洋洋自得；刚开始时，全城的狗都加入了进来，听众发出笑声。然而，这次演出却被宣布为巨大的成功。真的，他非常郁闷；同样真的是，他够年轻，能享受这样的反讽。

，怪他写了《麦克白》。或怪列斯科夫，怪他写了俄罗斯版的《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不，不是他们。这显然是他自己的错，他写了那部冒犯的作品。是他的歌剧的错，它在海内外如此成功，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好奇。

就这样，作曲家被要求在1936年1月26日参加一场他自己作品的演出。很不幸，斯大林的包厢就位于打击乐组和铜管组的上方。在《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里，这些部分的乐谱可不是温柔低调的风格。

在“卡捷琳娜婚礼”前的间奏曲中，木管组和铜管组突然自说自话奏得比他谱子标记的更响。然后就像病毒，传染了每个乐器组。

第四幕开始时，观众们抬眼看政府包厢，那里已经空空如也。

作为一个“无党派布尔什维克”，他为歌颂革命及其所有成果的电影、芭蕾舞和清唱剧谱写了音乐。这个国家，到处有人在哼唱《相逢之歌》，吹它的曲调，现在还是这样。

肖斯塔科维奇同志，为什么你新的交响乐不像你那首精彩的《相逢之歌》？

为什么疲惫的钢铁工人在回家路上不再用口哨吹奏它的主旋律了？

肖斯塔科维奇同志，我们知道，你完全能够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所以，为什么你还要坚持形式主义的鸭叫和猪哼？那些仍然掌控音乐厅的自命不凡的资产阶级，不过是假装喜欢而已。

他那年夏天创作的《第五交响曲》，于1937年11月在列宁格勒交响音乐厅首演。一个记者（不知是出于愚蠢、期望还是共鸣），将《第五交响曲》形容为“一个苏联艺术家对公正批评的创造性回答”。

他从来没有否定这一说法；很多人开始相信，这是他亲自在谱子封面上写下的话。结果，这些词语变成了他写下的，或应该说，他从未写下的，最著名的话。他让它们存在，因为它们保护了他的音乐。他用最强音和主大调结束了交响乐。如果他用弱音和小调结束，会怎样？如果这样，一条或者几条生命也许会被终结。是的，“世上只有荒谬”。

那些不了解他的人，还有那些隔开一段距离听他音乐的人，也许会想象1936年的创伤已经过去了。他承认创作《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犯下了大错，而权力及时纠正了他。悔恨中，他为那些公道的批评创作了一个苏联艺术家的创造性回答。然后，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他写出了《第七交响曲》，其中反法西斯主义的寓意在全世界回荡。就这样，他得到了宽恕。

和平回来了，于是，世界又颠倒了过来；恐怖也回来了，带着疯狂……在大会上，他的《第八交响曲》成了攻击目标，还有普罗柯菲耶夫的《第六交响曲》。这些交响乐的主题是战争；它们描绘战争是悲惨而可怕的。但它们的形式主义作曲家又懂什么：战争是光荣而壮丽的，必须得到赞美！相反，他们却沉浸在“不健康的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中。他拒绝参加大会。他病了。事实上，他想。他向大会递交了无法参加的理由。但他的理由没有被接受。“没有人能逃避命运”——就这样，他去开会了。他被要求做一个公开检讨。

他脑子里发出的最后的哀号，是关于他的生活，也是关于他的艺术的。那就是：在哪一刻，悲观成了荒芜？他最后的室内乐就是在说这个问题。他告诉中提琴手费约德尔 • 德鲁日宁，他的《第十五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应该演奏得让“苍蝇倒毙在半空中，听众们太厌倦了而开始离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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