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最好的年华献给摇滚乐(上)

阳光下最好的年华献给摇滚乐

2002年到2003年左右，双喜分别在三点十五乐队和走了乐队担任贝斯手，逢人打招呼总是笑嘻嘻的，从外表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像北方人。2003年下半年，双喜去了深圳，等他再次回到西安的时候，身份是新八个半的演出负责人，而那段时间，关于他在深圳的经历也有着各种版本的传说。直到2006年他注册张冠李戴唱片事务所，双喜成为西安地区摇滚演出的主办方之一，主要负责旗下四支乐队的外地演出及承接外地乐队的本地演出。后来旗下乐队纷纷解散或去外地，双喜开始以“张冠李戴”为名做起了音乐节，也是西安第一个有品牌意识的摇滚音乐节。2010年后，黑撒乐队的演出增多，作为乐队的经纪人兼贝斯手，双喜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前期的付出换来回报，生活趋于稳定。

十几年不间断地与摇滚乐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的坚持与做出的成绩让人钦佩，同时也在摇滚死硬分子中产生非议——理想与商业的取舍问题。而对于这类问题，一般很难去断言。人类在事物的变迁中变得渺小，稳妥的办法是向历史要答案。

口述：双喜 整理：锤子

不小心搞起了摇滚

上大学来了西安，带了八千块钱，交了六千块钱学费，剩下两千块钱买洗脸盆、被子、被罩床单，乱七八糟就剩一千多块钱。那时我21岁，当时绿洲有特价的贝斯，花了一千块钱，买完琴身上只剩几百块钱。

2002年开学，通过我们学校一个乐队的人，说西八里村有个力博琴行，里面有个叫张毅的人，他是西安很火的黏液乐队的贝斯手，因为黏液当时是很多人的偶像，他们演出总有大众合唱什么的。我觉得挺好，就去了，一节课40块钱，我没有这个钱，学了3个月，欠了一百多块钱的学费，暑假回来才把钱还上。

那段时间除了上课、吃饭，就是练琴。熄灯以后，在阳台点根蜡烛练。夏天屁股坐板凳坐得长疮，这样就练了三四个月，其实我真正下工夫练琴就是那三四个月。

那个时候我就认识骆伟，就是三点十五乐队的吉他手。他觉得我弹琴也挺踏实，人也挺好。就加入三点十五乐队了。

当时，我们学校有个叫杨正军的银川人，他说他有两个老乡要过来，就是黄星和李焱。李焱就问我有乐队吗？我说有一个。他说他有个乐队，是玩后朋的，并且贝斯手马上要出国，要不你来帮他们弹琴，就是走了乐队。

边练边演的年代

加入走了之后，三点十五也有了几首成形的歌。我拿着歌去八个半找张玮，就说我是哪个乐队的，录了几首歌，你回去听一下。他说行，碟一拿就装包里走了。后来我去八个半看演出，声音碎片乐队的一场演出，我就问他，张哥那歌你听了吗？他说，我听了特别好，这样吧，你给我留个电话，以后演出我叫你。我说行。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渴望能够登上这样的舞台。

通过走了，还有三点十五，我认识了很多人，真正让我接触到了西安的摇滚圈子，真正融入到了圈子里边。

2003年碰上非典，同时三点十五和走了都要录音，就去鲁家村，王大治、曹石、箱子他们三个开的录音棚。当时也是王大治录的第一个乐队，他之前没有录过。第一个录的是走了，录了七八首歌，七八百块钱，那点儿钱都要去借，要凑。

走了的小样就这样做完了。当时小猫还给出了一部分钱。小猫那个时候，一个山西小孩来西安看演出，就在防空洞里边见谁都给发烟，发DJ那个烟。我们都没抽过那烟，觉得那个烟挺贵的，大家都抽两块钱的金丝猴、祝尔康……

走了乐队首张小样封皮。设计/郁天。

（本文节选自锤子的新书《西安摇滚档案：1990-2014》，本书即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