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5-07 19:19:25
这是海朋森专稿的第三篇文章。前两篇文章请看：音乐是生活的综合（一）；音乐是生活的综合（二）。
独立音乐的生长从来都是自力更生，自己创作，自己录制，自己发行，在中国尤为如此。这也注定了他们的声音很难进入主流乐迷的耳朵里，也让他们面临着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收入。陈思江跟我说海朋森的目标并非成为有钱有名的乐队，但他们不会拒绝对他人有所影响。
这种影响可以是隐性的，也可以是具体的，而影响的对象可以是普通乐迷，也可以是家人朋友。演出是除了录音作品以外的最为重要的影响传播方式，海朋森在他们的公众号文章的末尾写道：“演出虽然和日常交谈不同，但它可以成为一场讨论的开端，一场关于志趣的讨论。”
【 四 · 他是今晚的观众 】
想象冲昏黑色的大脑
夜晚铺开金色的轨道
当被我问及巡演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神奇的事情，比如有趣的粉丝或者观众之类的。陈思江给我讲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意大利的中北部城市普拉托。百科上的介绍说，普拉托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亚平宁山脉西北麓，临比森齐奥河，东南距佛罗伦萨16公里，是意大利的重要纺织基地之一。因为当地纺织产业的发达，吸引了众多的华人移民至此，也是意大利华人最集中的区域。
普拉托是海朋森2016年欧洲巡演的第一站，他们受邀参加Santa Valvola音乐节，虽然当地华人很多，但并没有在那天到场的观众里体现出来，只有零星的几位。不过有一张华人面孔引起了陈思江的注意：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头。陈思江暗自觉得他或许是趁人不注意，从某个地方钻进来拾荒的叫花子。
老头见到海朋森便走过来，和他们说话，问：“你们到这里来干嘛呀？”
陈思江回答说：“我们来这里演出呀。”
“演出？”老头很惊讶，“你们怎么在这儿演出？”
陈思江回答说：“他们邀请我们来演出的。”
老头听完有些震惊的样子，没有说话，慢慢转身走了，但似乎还在思考陈思江告诉他的事情。过了一会儿，他依然没有放下这件事，又转身回来，说：“你们的推广没有做到位，这里中国人很多的，他们都会愿意来看。”
这下轮到陈思江惊讶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说：“哦，就是。”出于关心，她又追问了一句：“你在这儿过得好不好呀？”
拾荒老头想了想，摇头说：“不好。”
更令陈思江觉得奇怪和惊讶的是，老头在海朋森演完后竟然掏钱买了一张他们的专辑，才离开了。
后来主办的人跟季一楠讲，那人的确是个流浪汉，经常到场地里来捡东西，就是一位拾荒者。
一个在异国他乡生活不顺而流浪拾荒的华人，在看完海朋森的演出后，竟买了一张乐队的CD，这个场景一直留存在陈思江的心里。
海朋森在欧洲巡演途中。
第二个故事也是发生在欧洲巡演路上的一站：欧洲乃至世界的音乐之都——维也纳。海朋森演出的地点是一家名为Venster99的Livehouse，我在其官网上发现了很有意思的三句话：
Love Music, Hate Fascism.
Music For Social Change, Not For Profit.
If You Are Racist, Sexist, Homophobic, Or An Asshole, Don’t Come.
当然，这个故事和这三句话没有太大的关系。故事的主角依然是个老头，不过这次不是华人，也没有穿得破破烂烂，还似乎很有教养。在那晚海朋森演出结束后，老头想来找陈思江说说话，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就走上来，而是安静地坐在门口，等其他人和陈思江聊完。乐队已经在收拾物品，往外搬东西，准备离开了。在门口，老头把陈思江叫住了。
老头给人的感觉是一个不爱交际的人，但他却拉着陈思江说了一大通话，有一些陈思江没有听清楚，总结起来是在说：“我觉得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欧洲人都忘了。”只不过他没有说清那些被遗忘的东西是什么。
“我一下特别感动。”陈思江抚着胸口跟我说，“这种事就是我觉得除了自己演出之外，遇到的最好玩的事了。”
对于乐队而言，你台下的观众不仅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同样也会有自己熟悉的家人朋友。当血缘亲情掺杂进乐队的生活时，一些复杂与纠葛是难以回避的，尤其是在中国。
“有一个我觉得挺冲击的，就是去刘泽同他老家演出，他们家的那个族群都来了，”季一楠笑着说，“第一次被这种族群震撼到了。”
“主要就是我家里人，我父母之外的人，特别好奇我到底在做什么，”刘泽同解释说，“他们没有做乐队这种概念，也就很好奇，他们来顺便看我，顺便看我到底在在做什么。”
海朋森在2017年春游现场。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演第二届春游的时候。”季一楠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
“春游”是成都本地的一个小型音乐节，从2013年举办至今，已初具规模和特色，已经成为展现成都独立音乐和青年亚文化的一个窗口。海朋森则是这个音乐节的常客。
2014年第二届“春游”，季一楠的爷爷奶奶也来到了现场看演出。在以前春游的小场地，外面有一堵围墙，爷爷奶奶也没有进院子里来，就只露个脸，趴在围墙上看。轮到海朋森演出的时候，看见季一楠都要上台了，奶奶便高声叫着季一楠的名字，想让他看过来。季一楠看到他们来了，吓了一跳，便跑过去。这时候，奶奶也冲了进来，走到舞台边，在台下乐迷众目睽睽之中，把一个红包塞到季一楠手里，说：“拿到，拿到，收到起，去买点吃的。”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融合，在这样一个稍显喜剧却令人动容的场景里完美的体现出来。奶奶也许并不懂得季一楠的音乐，但她用一种大家都明白而熟悉的方式表达了她对后辈的支持。
“当时我就很惊讶，那瞬间就感觉到，我们这一辈的父母对我们的支持也都是很大的。”季一楠回忆当时的场景说，“虽然有一些家庭的限制，但到现在这个阶段，大学已经毕业了，他们都还是会真的关心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幸福。”
【 末 · 尾声 】
放弃抵抗回到母亲的身旁
门敞开热望
其实聊到这里的时候，这一天的访谈已经要接近尾声了。这天立春，今年第一场春雨在窗外继续淅淅沥沥地下着，天空已经向着寒冷的黑夜走去，陈思江也开始准备要出门，参加和朋友的跨年聚会，我和季一楠、刘泽同继续聊着和父母、和家庭有关的话题。
独立音乐人们的父辈会怎么看待自己的孩子去从事这样一种职业，这是一个还没有被探讨过的问题。从季一楠和刘泽同的口里，能听出他们和家里人的沟通，他们对家庭的理解，和家庭对他们的支持。
“我爸妈就巨分裂，特别是我妈。”刘泽同笑着举了一个例子，“我妈有的时候会说，你别做这个了嘛，你都这么大了，赶紧去结婚。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想买张声卡，你资助一下。我妈就会说好，你买吧。她又会帮我买这种音乐设备，然后又说你别做这个了。我妈就这种，她心情好的时候就没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跟我说。”
“其实他们那一辈人，也是有一点矛盾的，既是在下一辈新的思想的头头上，又活在那传统的思想里面。”季一楠说，“其实他们心里面也是纠结的。包括我爸妈虽然对我很支持，但也会偶尔无意识地透露出一些旧的想法。”
“我们很多同学就是，虽然父母让他们读了一个音乐学院，回去就马上接班自己家里的事。”刘泽同说，“我很怕自己的生活会过得和大部分同龄人一样，不受自己控制，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想回湖南，因为留在四川我还能自己控制一下。我也一直在和自己父母说，如果我一辈子都按你们的计划走，等我到老了就会觉得没留下什么自己创造的东西，这样挺可悲的。我就一直这样跟我爸妈说，他们好像也觉得挺有道理的。”
2014年在北京XP俱乐部沙发上的睡着的陈思江。
这时候，陈思江换好出门的衣服，从楼上下来，给我们说了再见，在门口穿着鞋子。也许是在听我们聊天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什么，她站直身子转过来，背着门口，朝向我们，用很严肃的语气说：“我现在真的觉得，孩子有能力影响父母，你一定不能放弃。”
顿了顿，她补充到：
“古代有位圣人也说过，如果父母做不义的事情，你可以说服他们，或者你应该要去说服他们。这当然很不容易，虽然也会有一些很极端的家庭，一些不幸的事，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
说完，她点点头，就转身出门去了。
··· END ···
专稿部分正式的文章到这里就算结束了。原本还有一小节是在讨论海朋森的创作方式，但鉴于篇幅和文章的整体感觉，我把它移到了第四篇文章里，和一些不好归类却很有趣的对话放在一起，作为附加内容和花絮。等海朋森专辑发行后，我也会把完整版的文章发布在《她从广场回来》的豆瓣评论里，方便更多的人阅读。不出意外的话，第四篇文章应该会在海朋森新专辑数字版上线前一两天与大家见面。
“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这句话放在这里也是合适的，十分感谢能坚持着看到第三篇文章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