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23 20:40:10
编译\Starling
责编\姜戈
编者按：带你深度解读中国特色摇滚，耐着性子读下去，你会感谢我的
（Motörhead 《Ace of Spades》）
Nevermind发行一个月前，中国最早的摇滚乐队之一——黑豹乐队刚刚在港台地区推出了他们的首张专辑。这两张专辑可谓天差地别。1991年是朋克突围之年，但中国没能赶上这趟车；或者说，彼时的中国还没有供朋克音乐生长的土壤。
1991年，摇滚乐在中国初露头角。八个样板戏已成往事，一些爱国歌曲和还不成气候的流行歌几乎构成了中国音乐的全部。1986年，有“中国摇滚教父”之称的崔健在电视上唱起《一无所有》，第一次把摇滚乐介绍到中国（说“介绍”还不准确，应该说“用摇滚乐给了中国当头棒喝”）。在这首歌的伴随下，中国的摇滚之火迅速点燃。崔健和他的乐队成员确实能力不凡，而他们的音乐也有了一个新名字——（中国）摇滚。
崔健的走红不是无缘无故的。，整个国家礼崩乐坏，民生凋敝，而毛的去世标志着这一切的结束；人们从疯狂中挣脱出来，开始面对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却发现以往数十年赖以为生的理想在一夜之间变得可笑之极。这就是“一无所有”想要表达的精神。三年后，词曲中的焦虑与困惑把这首歌推向了风口浪尖，但崔健坚称它只是一首普通的情歌。不过当时，“一无所有”还是像查克•贝利的鸭子步、猫王的扭胯和柯本的狂暴唱腔一样，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
liu 。，民众看到了权威受到挑战时本国政府的忍耐极限，而当权者则意识到了民众积聚的怒火有多可怕。不过在认定国民喜欢发家致富远甚于之后，。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对的：知识分子针对国家前途的辩论、对文化的探索以及社会中弥漫的乐观主义氛围突然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对金钱的无穷追求。如果说在八十年代崔健这样的音乐人对国家感到困惑和焦虑，那么很难说九十年代以降国家的又一次剧变把他们的音乐推向了何处。
1989年，崔健推出了他的首张摇滚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并在次年举办了同名巡演。直到黑豹发行他们的同名专辑时，崔健的名字还是高居摇滚歌曲排行榜首位——其实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不过自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摇滚就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黑豹乐队成立于1987年。四年后，他们被一家台湾的唱片公司挖掘，开始录制摇滚唱片。黑豹的风格与崔健大为不同：后者的作品中多有非洲流行乐和民谣的成分，而前者及其他九十年代初的“长发乐队”则喜欢更重更纯粹的摇滚乐，他们的偶像是邦•乔维，深紫和黑色安息日等重金属和硬摇乐队。
1991年，黑豹、呼吸、指南针等乐队开始定期演出。黑豹通常选择北京的餐厅、公园和住宅楼中的多功能厅，呼吸和指南针则渐渐把演出范围扩展到全国各地。想要一直在俱乐部巡演并非易事：多数时候，乐队都只能在地下场所和万人舞台之间做出选择。1992年，与黑豹同名专辑一起在大陆发行的还有唐朝乐队的首张专辑《梦回唐朝》，以及一张名为《中国火》的摇滚合辑。与涅槃的作品完全不同，这些唱片都含有强烈的舞台摇滚元素：空中高悬的照明器，一闪一闪的激光灯，装配繁复的架子鼓，乐手在空中飘扬的长发，以及上千观众朝着舞台做出的手势。简而言之，1991年，中国的摇滚乐与涅槃音乐中那粗暴直接的原始力量相去甚远。那时的西方世界已经被垃圾摇滚征服，摇滚乐早就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在中国，摇滚乐还未进入主流社会，人们面对它尚不知所措。
窒息乐队与春秋乐队的吉他手寇征宇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中国摇滚是伴随着两个错误诞生的。第一，每个人都听金属。第二，每个人都听垃圾摇滚。这并不是说中国摇滚因此走上了岔路，但对于中国音乐人而言，不同类型摇滚乐的输入确实不够——几乎所有成立于九十年代中期的乐队都是从表演“Smells Like Teen Spirit”起家的。当时接触摇滚的途径极之有限，只能指望零星的外国游客、七十年代末期的外交人员和记者以及八十年代之后才有的留学生带进来磁带和相关信息。所幸情况在1995年有了扭转。一本英文杂志开始在北京流行，摇滚乐迷因此能大饱口福；本应成为垃圾的CD和磁带大量流入中国，极受歌迷欢迎，即所谓“打口碟”。他们可以在商店中选购各种各样的音乐合辑，大量接触不同类型的音乐，尽管许多磁带上歌曲的顺序千奇百怪。
显然，那些歌曲顺序杂乱的磁带是由不同专辑拼凑而成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批关于美国文化的书籍传入中国，而当时流行的英语学习课本上也不乏英美文化方面的知识。中国的摇滚乐评人就在此背景下诞生了。一度做过教书匠的郝舫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尽管此人从未写过一首歌，他仍是中国摇滚界当之无愧的英雄。与许多摇滚音乐人一样，郝舫认为摇滚绝不只是众多音乐中的一种。这样的观点与他的学术背景有所关联，也与他对“革命永不停止”的赞同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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