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摇滚不死”的呐喊中重生

2022-06-08 23:20:29

在“摇滚不死”的呐喊中重生

文丨木木先生

黄贯中、叶世荣、谢天笑......当这些摇滚乐手出现在《缝纫机乐队》的画面中时，无疑是影片的情感高潮点。“摇滚不死”的口号几乎伴随了摇滚乐发展的整个时期，银幕中的呐喊所带给观众的，是对摇滚青春的回首。

《缝纫机乐队》是大鹏执导的第二部影片了，经过《煎饼侠》的尝试后，这部片子展现出来的是大鹏在类型片制作上的成熟。

很大程度上，受《煎饼侠》粗制低评的影响，《缝纫机乐队》在口碑和票房上是不如意的。然而，在真正观看了这部影片后，人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大鹏在执导中，对影片结构、叙事节奏上的把控已经比较成熟了。

回到电影本身，这是一个关于“摇滚”的故事，也是一个后青春时代对理想的追寻的故事。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部大鹏拍给他自己及同时代受摇滚陪伴的人的电影。

在影片中有个细节值得注意，乐队主唱胡亮的房间中贴满了各种乐队的海报，“大门乐队”、“性枪手乐队”、“谁人乐队”......这些都是六七十年代英美摇滚乐的代表，可以说整部影片在细节处都努力营造着摇滚的环境氛围，以图给观众情感上的共鸣。

音乐从来就是人的精神载体，从八十年代中国第一支摇滚乐队的出现到九十年代中国摇滚的黄金时代，崔健、黄家驹伴随着那个时代中国青年的迷茫与挣扎。“我小的时候喜欢黄家驹，梦想就是可以站在舞台上唱他的歌。”影片中当丁建国询问程宫怎么喜欢上音乐时他如此回答，并讲述了自己大学组乐队时的艰辛与挫败。

在导演大鹏的经历中，组乐队玩摇滚也是一段难以忘却的回忆，此时的影片人物程宫与演员大鹏可以说是有了一种经历的重合，身份的重合。而对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来说，摇滚都是他们接触的第一类流行音乐，更多的人就是在那个时候与音乐结缘。

摇滚的基因是叛逆与呐喊，这正是六七十年代摇滚于欧美的传统压抑的社会规范中突破的渴求。崔健曾说“摇滚主要是一种娱乐形式，他的社会功能是别人强加的。”对于中国摇滚的发展而言，仍无法脱离大的社会背景，八九十年代巨大的社会变革与消费文化的兴起，使得压抑了多年的中国青年用音乐的方法向社会发出自己的诉说与渴求。

缝纫机乐队的组合正暗示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富家女、专业乐手、狂热爱好者、老人与孩童......每个群体都有自我表达的诉求，这是时代给予社会边缘人物的苦难，也是自由精神对人的解救。

“我是小人物，有些小梦想，实现它，挺好。”导演大鹏在影片宣传中如此说道。影片中努力还原的也正是小人物的逐梦之路，从一帮“看起来不靠谱的乐手”，到带动整个集安乐手狂欢的成功演出，缝纫机乐队在“都选C”的旋律中唱出“为梦想灼伤了自己，也不要平庸的喘息。”

在另一部英国电影《海盗电台》中，六十年代的音乐爱好者正是游离于主流社会的边缘，那艘最后触冰沉没却又永不沉没的破船，正是音乐给予人的反抗与自由。当游走在茫茫海洋为大众传播流行音乐的那艘船沉没时，DJ还在用电波传递出这样的声音：“绝对要相信，好歌不会断，它们会继续被传唱，并且会成为这世上的奇迹，唱起来吧！”

《缝纫机乐队》的故事，是八九十年代中国青年摇滚梦的再现，影片中精心埋藏的“摇滚彩蛋”对摇滚乐迷而言是一个又一个惊喜。整部影片的摇滚元素与音乐氛围都引领观众在观影中体验音乐给予人的愉悦。

大鹏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当别人谈论着Beatles甲壳虫乐队、Guns N' Roses枪炮玫瑰乐队，谈论着鲍勃·迪伦与迈克尔·杰克逊时，他只知道Beyond与黄家驹，这曾一度使他自卑。无疑，欧美摇滚是影响了那个时代中国摇滚很多的。

格雷尔·马库斯在《十首歌里的摇滚史》写道：

“摇滚乐也许尤其是一种语言，它宣称，这种语言能表达任何事物：预测所有的真相、揭示所有的奥秘、摆脱所有的限制。 ”

摇滚的精神内核正是不计后果的狂放，在这种新的语言形式中，对生命发布自己的要求，这正是摇滚乐的感染力所在。

从影片中程宫的个人经历来看，做乐手失败后转向音乐经纪人行业是对自己热爱的摇滚的难弃。唱片业的发展，也从来都是乐手与同好者的共同推动，音乐对人的平等正在于给予每个聆听者的愉悦是共通的。当然优秀的乐手都希望作品能更广泛传唱，“我不在乎艺人是谁，之前卖出过多少张唱片，但他必须依旧渴望上升进步。”克莱夫·戴维斯在回忆自己音乐生涯的《美国摇滚往事》如此写道。

摇滚的叛逆与呐喊，是为了向我们称之为生活的大舞台张开自己。影片的末尾，数千人的乐手集团向人们展现出摇滚精神的乐观，胡亮圆了在台上唱歌的梦想。大吉他虽然倒下一半，但必将伴随着“摇滚不死”的呐喊重生。

一首歌，一部电影，一段过往，和摇滚乐迷一起见证了“ROCK”的发展。河南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书目中，摇滚相关的书也有不少，推荐给爱音乐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