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12 14:12:23
上《乘风破浪》之前，许茹芸只向导演组提出了一个要求，以自弹自唱的方式，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或许那一刻，她已经预料到初舞台选曲会带来争议甚至遭遇淘汰，但她并不在意输赢，她坚定且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如果说乘风是一种顺势而上的爆发，那么破浪，意味着逆境中的勇敢面对，不受年龄限制，不局限在舒适圈，不受困于传统观念，裸露出真实的自己。
舞台是黑的，钢琴是黑的，衣服也是全黑的。节目全场唯一的亮光，投照在许茹芸的双手上。手悬停于黑白琴键上方，接着狠狠按下，一连串音符冲出来，激烈的，带着点迫不及待，观众还来不及反应过来，前奏已经弹完，她唱出《现在该怎么好》的第一句。熟悉的气声，一如既往的真诚、细腻，但这首新歌，绝大多数观众没听过，他们懵了。
很多人以为，许茹芸上《乘风破浪》，会选首耳熟能详渲染情感见长的经典情歌开场。毕竟，在一档以成名艺人为嘉宾的舞台竞赛中，打情怀牌最容易在开头赢得注意力和好感。“建议我选《独角戏》 或者《如果云知道》的人不少。这些歌我也确实爱，我知道只要我唱，就会有集体怀旧。但是，既然导演组把选择权给到我，我希望自己能破一破框，在舞台上留下点不同的东西，这才是我来节目的意义。
出道27年，许茹芸有过非常“国民”时刻，专辑销售连续破百万张，最高的《如果云知道》达到220万张，被街头巷尾传唱的情歌一只手也数不完，“芸式唱腔”是蒙着脸上节目都会立刻被认出的辨识度。这些情歌造就了她，也困住了她。在“苦情歌手”的标签下，许茹芸的性格也被想象成柔弱的，敏感的，楚楚可怜的。在出道初期，她为唱片做巡回宣传，每到一个地方，记者结束采访都会感慨，你也太阳光开朗了。“我的个性和《如果云知道》相差很远，我就是有这个部分，我一直希望能被知道，被看到。”
真人秀是个不错的突破口。在此之前，许茹芸参加过《时光音乐会》和《蒙面歌王》，但都属于音乐类综艺，严格意义上来说，《乘风破浪》是她的第一个真人秀。虽然《乘风破浪》节目的进程也围绕着舞台公演展开，但观众更关注的，是姐姐们的排练日常和生活，这些片段展示出她们身上一些真实的性格，将她们还原为丰富的“人”。
“我也犹豫过，因为真人秀的工作性质，要24小时应对镜头。这些我过去没有做过，也不知道怎么做，更何况身处30个艺人的大组里。好在我是一个不害怕挫折的人，既然做了选择，就去承受结果。要打破舒适圈，我就破到底，不害怕在其中受到的伤害”。
她想了一会儿，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从小到大，每当走到人生重大关口，“勇一勇”都带来正面的回馈。
第一次清晰地有这种体会，是18岁在民歌餐厅打工，遇到唱片公司星探。民歌餐厅是1990年代初台湾地区的一道特殊风景，小型LIVE HOUSE先驱者，许多唱片公司制作人专门泡在餐厅发掘新人，包括孟庭苇、周华健、张雨生在内，有一大批人从二十块一小时的餐厅歌手起步，最终唱成巨星，民歌餐厅因此被称为“巨星的摇篮”。许茹芸从国光艺校音乐科毕业后，就和许多有音乐梦的年轻人一样，拎着琴去民歌餐厅碰碰运气。那时候，她小小只的，打扮也朴素，“扔人群里估计都找不着”，但是一开嗓，充满灵气。歌手这碗饭吃不吃得上，很讲究天分，那些大红大紫的歌手，往往不是嗓门最大资质最好的，而是可以用声音为歌词赋予情境，让人听过念念不忘。有经验的制作人，一听就能辨认出这种天分。许茹芸在餐厅唱了没多久，就收到三四个唱片公司试唱的邀请。
“都想签我。我一个个去面试，自己和制作人谈，比较不同的合同，挑了一家最对眼的，直到把合同签了，才回家告诉父母。当时还没有成年，合同需要监护人加盖一个章。”
父亲不是没有担心过。他和许茹芸一直关系亲密，小时候从家到学校，路上两个人无话不谈，许茹芸会把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和父亲分享。后来女儿长大了，他不再接送，但她是那种最不需要操心的小孩，下课晚回家都会提前打招呼。没想到，在人生重大决定的当口，许茹芸冲得那么猛。
“其实，我真的没想那么多。那些唱片公司出过多少张金唱片，有过多少艺人，给我多少薪资……这些东西，我都不在乎，我只问他们一个问题，打算跟我签几年？”拿出10年合约的唱片公司都被许茹芸断然回绝，只有上华唱片的第一份约签3~5年。“我最在乎的，是时间，我愿意为失败付出的时间代价，我能不能承受得起。我当时18岁，如果唱歌无法成为我未来一生的事业，如果我一败涂地，那一纸合约最多浪费我三五年，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还来得及找其他出路。”
父亲认可了她的解释，第二天一早去唱片公司签下合约。隔年，专辑《泪海》面世，一炮而红，许茹芸乘风而上。“每一张唱片发出来都是很‘炸’，30万，40万，100万……所有人坐下来就讨论，我们有了更多钱，下一张专辑要怎么做，去日本拍MV，买贵的打歌服……”世纪交汇这十年，整个唱片业的产业和氛围，都处于持续上升的黄金期，也是公认出了最多好歌的年代，许茹芸赶上了这波潮水。这次在《乘风破浪》里和那英舞台组队，两边的歌迷翻出她们同框的各种照片，其中有一张给许茹芸印象很深。“仿佛是哪个颁奖礼，我旁边坐着刘德华，不远处还有陶喆他们，身后那英和王菲坐在一起，哇，那时候大家都好拼，每年要发两张专辑。”
一年发两张专辑，并不轻松。大概有六七年，许茹芸一直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白天跑通告、拍广告，接受各种媒体采访，参加颁奖礼，晚上回到录音棚录专辑。有几次，日夜连轴消耗得太多，录完歌，整个人累得动不了，蹲在无人的录音棚里大哭。媒体长期反复问相似的问题，也让许茹芸心思疲惫。“整个宣传期，我就会像复读机一样反复重复同样的话。我问工作人员，为什么媒体不把问题集中起来问，但他们告诉我，比你大牌的人都是这样啊。”
最开始，还有明确的目标帮她对抗疲惫，但随着销量和奖项一个个被达成，焦虑和迷茫逐渐占据上风。她问自己，真的要一直这样下去吗？问题飘在空中没有答案。2002年前后，身体给出的信号越来越明确：她不穿高跟鞋不出门，不化妆也不离开房间，不能独自去人多的地方逛街或者进超市购物。对人群恐惧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她觉得，到哪里都有人看她，议论她，甚至在酒店房间里，也无法一个人入睡，助理必须呆在套房的外间24小时陪着，她才安心。许茹芸知道，自己真的撑不住了，她又到了必须“勇一勇”的关口。
这一次她下决心离开，换一个地方生活，和工作做一个彻底的切割。目的地选在纽约，一个和台北距离很远的城市，这或许是一种心理暗示，远离自己不喜欢的每一天。
“最难的不是行动，而是行动之前的勇气。一旦有了决心，过程变得非常容易。我安置了对我最重要的两个家庭成员，给爸爸装上SKYPE电话，这样我们每天都可以通电话。给我的狗找到愿意代养一段时间的朋友，保证它不会被遗弃。”
2003年的春天，许茹芸拎着很小的一个行李箱，离开台北。她在纽约过了半年田园牧歌般的生活。每天固定时间去上课，跟大学里的写作老师聊天，讨论诗歌和生活。和同班学生一起做小组作业，他们叫她的英文名字VALEN，只知道她是一个出过书的作者。在夜里，和房东坐在楼梯上聊天，觉得自己像《老友记》的女主角。状态渐渐找回，她不再需要高跟鞋营造气场，也不再害怕晚上走夜路回家。“在纽约，我重新建立起我对陌生人的信任感。”她说。
从纽约回到台北，许茹芸又可以重新做音乐了，甚至感觉比以前更畅快。从前做专辑，掺杂了太多其他人的意见，太多的大众期待，虽然她也有创作，但是很局部、很微小，无法影响河道的流向。现在，当她甩掉了过去的包袱，脚步变得轻松，旋律的灵感涌现，一下子歌就写成了。“我可以用我的音乐很大声地宣布，唱情歌并不需要很弱的性格。”许茹芸说，好的情歌像是一个故事、一本书，甚至一部电影，它是有很多层次的。哪怕是悲伤的情歌，也不会从头苦到底，它要经历过抗争和溃败，将心痛、孤独、无奈或者快乐慢慢叠加，最后抵达情绪的高潮。歌手所做的，就是找到发力点，反复拉扯情绪，直到最后崩溃，像橡皮筋被拉到极致一样。“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唱情歌好听，那是因为我唱歌的时候不怕把情绪拉到满，哪怕这种极致会带来巨大的痛苦。我有信心，我可以勇敢面对这些痛苦。”
这些年，生活将她身上的勇敢打磨得闪闪发亮。如果说，十八九岁的勇敢里还带着点冲动，30岁后，许茹芸已经能用更开阔的视野看待逆境。“放到时间的长度上来看，那些最勇敢的决定，都换来了好结局，哪怕走多一点点弯路。”她说，如果当初不是放弃工作，放弃最红的时间段去纽约，她不会练好英语，那么，过几年遇到丈夫崔栽诚的时候，自己可能都无法和他交流，更不要说结婚组建家庭了。
今年许茹芸来参加《乘风破浪》，也有丈夫的鼓励，她很高兴走了这么一遭，还收获了一批00后粉丝。新粉丝们对许茹芸没有过去的情怀加成，她的所有作品对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他们会用同一套评价体系去打分。许茹芸欣喜有这样的存在，“不断接触新鲜的事物，让我感到更开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