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文化|草莓音乐节过去了,民谣的春天到来了吗?

记者｜黄可欣 陈雅芳 李西月

编辑｜周珏

▲今年的草莓音乐节以“虚拟即现实”为主题，计划陆续登陆全国20座城市

2016年4月30日，北京草莓音乐节第一天。

去往香河的道路从早上就开始拥堵，约有10万人涌入了这座33万人口的河北县城。柳絮夹杂灰尘四处飘散，空气燠热而躁动。

下午三点半，民谣歌手宋冬野和马頔出现在了草莓舞台上，引起乐迷的一阵叫喊，从《傲寒》到《莉莉安》，几乎每首歌都有人跟着从头唱到尾。舞台正前方一面印有“不在”二字的旗帜在风里张扬，那是宋冬野开的酒吧的名字。

左侧不远处的爱舞台略显安静，台上穿着红色T恤的歌手是早在十年前就火遍民谣圈的万晓利，他没有同乐迷寒暄，但当《陀螺》的第一句词出来时大多数人脸上都流露出心照不宣的满足。唱完最后一首，万晓利离场，身后是乐迷带着嗔怪的挽留：“怎么没唱《狐狸》？”

晚上七点半，位于场地最靠里的音乐人舞台前人头攒动，彝族歌手莫西子诗教台下的乐迷们唱专辑《原野》里的彝语歌，在乐迷的“哀求”下，他最后还是唱起了自己在《中国好歌曲》的成名作、被评价为“一听就起鸡皮疙瘩”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

4月30日到5月2日的这三天里，素来以“小众”标签示人的民谣展现出令人惊诧的“大众”面目。目不暇接的歌手、此起彼伏的喊叫和几乎让人迷失其中的人潮，这一切在北方的春天里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民谣的春天似乎也已来到。

▲九十年代由大地唱片发行的《校园民谣》专辑封面，

收录多首校园民谣代表作品

乐童音乐公司的负责人郭小寒将中国的当代民谣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高晓松、老狼的校园民谣，；二是以小河、万晓利、周云蓬、野孩子为代表的新民谣，他们是清苦的都市异乡客；三就是以宋冬野、马頔，程璧、陈粒、花粥等为代表更新的都市民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时代巨变、学习的压力混着青春期荷尔蒙的躁动，共同催生了风靡一时的校园民谣。高晓松回忆“草坪时代”时说，最鼎盛的时期是在1990年。“每个星期五清华大学的东操场上，都能聚集几十个外校学生。”

书信沉寂，白衣泛黄，那一代人的青春也散场。进入新世纪后，校园民谣商业价值渐弱，听歌的人不再听了，写歌的人也不再写，取而代之的是进入都市的异乡人抒发着自己的迷惘与疯狂。

对如今的都市青年而言，校园里的懵懂悸动或是钢筋森林里的呐喊已不那么有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日常生活里无比芜杂的心绪。而随着网络的发展，“年轻一代的音乐人比较熟悉网络语言，很容易跟歌迷互动起来，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传播方式的出现也让他们有了更多自我经营和宣传的渠道，所以场面上看起来比较热闹。”郭小寒说。

在推动民谣热的过程中，选秀节目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快乐男声》和《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一些歌手将鲜为人知的民谣歌曲带向大众。《董小姐》到《南方姑娘》，，几乎每首被选唱的民谣歌曲都会一时间引发网络搜索热潮，人们的关注从歌曲本身到背后的民谣歌手，乃至整个民谣圈。“一个即使没有名气的民谣歌手，很多人可能也会有好奇心想去听听他唱得怎么样，这对民谣本身来说，就意味着有被更多人接受和喜欢的机会。”民谣歌手赵雷这样描述现在的环境。

▲尧十三在《飞船，宇航员》巡演现场

4月30日长江国际音乐节，5月1日上海草莓音乐节，5月2日北京草莓音乐节，再加上新专辑的全国巡演，尧十三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这个1986年生于贵州、毕业于武汉大学医学院的男生“本来和这个世界说好了去成为一个医生”，却因为延迟毕业，“也算是老天帮了一把，就不去做医生了，坚持写歌。”

拿到毕业证后，尧十三到北京“投奔”豆瓣上认识的马頔和宋冬野，加入了麻油叶民间音乐组织，“最开始大家都不支持，也没钱，就几个兄弟在一起互相依靠”。在陆续推出单曲《瞎子》、《鸽子吧》、《南方的女王》以及举办过一系列演出后，2013年10月，尧十三与马頔一起正式签约摩登天空。

从《瞎子》到《寡妇王二嬢》，民族性、地域性始终是尧十三音乐的一大特色，方言的奇异语调与词曲的张狂和悲凉糅杂在一起，折射出悲喜莫辨的滋味。“我觉得可能是长时间远离故乡的原因。”尧十三这样解释。

另一大特色是编曲，以《龙港秘密》为例，长达15分41秒的歌曲里收录了各种音效：海鸥低回，汽笛鸣响，暴雨倾盆，雷声殷殷…在创作过程中，“这首歌偏重氛围营造，所有的音效都经过修改，到一个调里听起来和谐。音效很逼真，可以带来强烈画面感。”尧十三表示，这首歌“篇幅很长，会有续篇”。

2015年10月，尧十三推出首张专辑《飞船，宇航员》，这张专辑的豆瓣得分是7.3分，有1399人参与了评价，短评里意见分歧不小；在知乎典型的“怎样评价尧十三”这个问题下，答案也是五花八门。多数人提到了“才子”，“可爱”，说“每次听他的歌都觉得他要哭了，最后自己哭了”。也有人给出尖锐的批评：“我不喜欢尧十三，就像我不喜欢祥林嫂、滑稽剧和苦情戏。对于高贵的人来说，痛苦可以忍受，但不必说出。”对于歌里浓重的感伤，尧十三说：“生活嘛，总是有喜有忧，我只是不会写开心的那种，正打算学。”

写歌、演出、签公司，这是民谣音乐人生存方式的一种，“签约以后可以更专心音乐和演出的事儿。”尧十三说。

也有人通过选秀节目一炮而红，从2013年的左立在《快乐男声》唱《董小姐》， 2015年张磊在《中国好声音》第四季唱《南山南》，都给他们自身带来了较高的关注度。

▲程璧《我想和你虚度时光》专辑封面，很好地诠释了文青眼中的“清新”

作为旅日音乐人，深受日本艺术家随性自由创作状态影响的程璧则一直坚持着自己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在她看来，独立音乐人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表达自己的音乐，相比市场化歌手更加自由一些，但并不代表独立音乐人就可以拒绝商业，而是需要拿捏好平衡。

例如在制作第二张专辑《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时，她加入了2015年虾米第二季原创音乐人扶植计划——寻光计划。“专辑首次获得全资赞助，请到专业的制作人，专业的MV拍摄团队，制定靠谱的发行计划，环环紧扣…让我得以从容地继续下个新的创作”。

不过，相较于成为签约歌手，她更倾向工作室和工作室之间的合作，因为成为签约艺人意味着听从对方的包装和安排，“那肯定不是我要的，我要的生活方式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表达”。即使得到很多传统唱片公司的青睐，她仍旧坚持独立运营着在东京的个人事务所。

对于“独立”,她曾在采访中说“想自己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让它发光到最大的限度，所以愿意去做一个小而美的事情。”尽管这种“小而美”意味着她必须做很多创作和演出之外的事情，从专辑的制作到发行推广、演出场地的选择、甚至计算专辑的成本与收入，事无巨细。

▲李志《勾三搭四》众筹页面，项目最终完成度是101%

在资金问题上，很多独立音乐人选择众筹。作为中国最早利用众筹方式完成音乐产品的独立音乐人，李志与其团队在2013年末发起了众筹项目“2014李志数字版现场专辑《勾三搭四》募集”。与传统众筹项目不同，这次众筹没有任何实体回报，项目成功后专辑将在网络上公开发行。该项目最终得到2673人支持，以50800的额度超额完成任务。李志团队表示：“众人栽树，更多众人乘凉——这才是理想的众筹模式。”2015年7月，民谣音乐人陈鸿宇的首张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也以达到设定目标1000%的数额成功实现了众筹，这样的市场号召力为他赢得了资本的青睐——今年2月，他的社群品牌“众乐纪”获得了十三月唱片200万元的天使投资。

“现在市场很好，如果你是一个文艺青年，觉得这辈子一定要靠文艺过活，那么你做音乐人成功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可能再成功也没法挣很多钱。”资深乐评人、青年导演祁又一说。

乐迷们时常为了签约与否、上节目与否而争论不休，摆在音乐人面前的选择看上去很多，又看上去很少。

▲彭鹏（右）在酒吧

作为摩登天空演出项目经理和草莓音乐节的舞台导演，彭鹏的“日常”看上去“简单粗暴”——“给各种乐队和livehouse打电话”。

“办演出，首先要确定一个主题，再定要什么风格的乐队，联系乐队看谁能演，再去找演出场地订演出时间，做宣传文案和海报，联系票务销售渠道。”彭鹏这样概括一场演出的诞生。至于音乐节期间的舞台工作，他需要面对的难题也不少：“有时演出设备临时坏了需要更换，有时演出正进行时突然断电，有时乐队没能按时来现场而导致拖延等等。”

在加入摩登天空之前，彭鹏曾打理过著名的北京MAO livehouse。上中学起就喜爱摇滚乐的彭鹏于2011年偶然认识了北京MAO的老板李赤，“有一次他说MAO的店长要离职，需要人来接班，问我愿意吗？我说我没干过，但是很喜欢摇滚乐和北京MAO带给我的感觉。他说那就行，他会慢慢教我做。”谈及在livehouse的工作，彭鹏用“很满足，很炫酷”来形容，“每天能看现场演出，能接触各种风格的音乐，还能认识一大帮乐手，有时还能遇到自己的摇滚偶像。”

而2012年出于对发展空间的考虑入职摩登天空以后，之间积累的工作经验和乐队资源成为了很好的铺垫，因为“要和全国所有的livehouse打交道，最大的区别是还能参与音乐节的工作。”

尧十三的《飞船，宇航员》巡演里很多站的场地都选择了livehouse，他说喜欢livehouse，因为“和大家离得近，玩得开心”。

2015年8月，被誉为“中国独立民谣原创基地”的麻雀瓦舍宣布停业，包括尧十三在内的众多民谣音乐人在微博上表示惋惜。2016年4月，被誉为“中国摇滚第一现场”的北京MAO livehouse也办了告别演出，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一个月后MAO livehouse杭州正式开业。

在彭鹏看来，livehouse的现状有好有坏。“大部分还是在坚持，没有太多的盈利，还是需要广大的喜欢摇滚乐和独立音乐的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他诚恳地表示，“多多去买票看演出吧。”

▲祁又一，除去作家和青年导演的身份，他还是资深乐评人

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必然导致文化产品的多样化，民谣的创作门槛又相对较低，隐藏在民谣火爆表象背后的逻辑似乎不难理解。

“近几年在音乐市场上，民谣艺人确实很受大众的欢迎，也算是一个好时期，这样的火爆一方面是因为人家的歌确实好听，另一方面也有公司对艺人的大力推广。好的民谣艺人会从livehouse的演出转向大型室内的场馆，做成演唱会级别的演出，发展肯定是越来越好。”彭鹏说。当然，音乐人自身的努力仍然至关重要，“如果他们没有及时写出好的作品，新歌没有超越以前的歌，那么他们很可能会被市场淘汰。”

但对于这样的火爆，乐评人祁又一认为“是不正常现象，是暂时的”，因为“民谣在创作上是简单质朴的，但是人们听歌这件事情要求会越来越高，而现在民谣主要靠的还是情怀和音乐本身。疯狂增长的时代会过去的。”音乐人里他欣赏宋冬野，认为他是“有内容的人”，也有音乐人因为不太懂借势而没有红起来，“比如花粥”。但他也直言，“很多民谣歌手其实都挺糊弄的，并不是真的水平那么高。”

“十几年前，我们就在想中国摇滚乐什么时候能取得成功呢——80后成为主体消费者的时候。但问题是这群人成为消费主体后，并没有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都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些红起来的音乐人没有履行当年我们以为他们会履行的职责。”

祁又一所说的“职责”，是“营造更好的音乐环境”，“但是现在真正这么做的人被认为是大傻子。”在他看来，许多民谣音乐人参加电视选秀节目就是音乐市场环境不好的一个体现，“因为好像只有通过电视节目这个渠道了，没有人为这些歌手们营造一个好的音乐市场和音乐上独立的为人所知的渠道，但没有人为这件事发愁。以前有livehouse和豆瓣，但最近也不行了。”

▲左立在《快乐男声》现场演唱《董小姐》，给这首歌带来很高的关注度

也有乐评人抱着更积极的态度。在一篇题为《选秀毁了民谣吗？》的文章里，邓柯表示：“民谣的音乐价值在逐渐被公众认可， 而意识到了这一点的从业者们正在更积极地发掘民谣圈中的那些不够知名的好作品，在寻找价值洼地。”

“就拿被选秀唱火了的《董小姐》举例，好多人说宋冬野之前就很红，这种红，是在千八百人的豆瓣小站上的红，是一晚上演出每人只能拿150块的红…让优秀的音乐人日子过得舒服点，少为柴米油盐操点心，想写就写，想唱就唱，这就是对行业最实在的贡献。”

话题回到民谣本身，民谣是什么？

不管是题材还是形式，似乎都没有人给出定义。

民谣文艺吗？小众吗？

彭鹏觉得，所谓文艺，是年轻人追求文化气息浓重和较高艺术需求的一种生活方式，讲求的是精神上的满足，而他本人并不文艺，他所认识的民谣歌手们也都不算很文艺，“有时反而很躁动。”

祁又一说：“我一直觉得民谣完全可以是主流音乐的一部分。”至于所谓的小众，“我们那一代人把民谣和摇滚当成认识世界的渠道，壁垒越多的东西我们越是喜欢，但互联网让这些壁垒消失了。我们那时候得买唱片啊，现在只需要上网点击就可以听到了。”而对现在的乐迷而言，追逐小众的心态则体现了虚荣心，“这也是难免的”。

尧十三的微博粉丝数已超过23万，演出路上他会不时“空降”粉丝群，和粉丝们闲聊。没有演出的时候，他的“日常”是和师父师弟一起练琴，偶尔出去玩儿。至于何为文艺，何为民谣，他说“我自己不是一个有大局观念的人，也很少去想这种复杂的问题，基本不想。”

“这个时代的诗歌并没有死，只是换了一种存在形态。”邓柯在文章里写了这么一句话。

太阳看起来圆圆的，一切悬而未决。

责任编辑｜蔡子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