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早餐187】他是“中国的舒伯特”—黄自

他实际的教学情况我并不了解，但回忆起他平时准备上课的情况和对待教学的态度，都说明他的音乐教育工作是非常认真严肃的。当时他要讲授和声学、音乐史、音乐欣赏等几门课。这些对他来说已是非常熟悉的了，但他还是把绝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备课，甚至有时一直要工作到深更半夜。为什么要这样准备呢？我总有些不理解。 一次我就问他：“这些课你不是早就非常熟的了，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准备呢？”他摇了摇头，很严肃地说：“不对，你自己懂了还没有用，只有充分准备了以后，到上课时才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让他们真正吸收进去。”

一次，他病了，生了阿米巴痢，每天早晨肚痛，而且像有规律似的，总是在他要到学校去时痛得特别厉害。当时他身体很不好，我曾多次劝他请几天假，找医生治疗一下。他始终没有这样做，只是腹痛时躺着用热水袋烙一烙肚子，稍微消了些痛就又赶去上课。每次上音乐欣赏课之前，他总是把要讲的唱片反复地听好几遍。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听西欧歌剧唱片时的情况，一面听还一面跟我讲：《卡门》是怎样的，《茶花女》是怎样的。 “你们努力，我比你们更努力。”这是他常对学生们说的话。在音乐论著和创作工作上，他也非常认真严肃。为了编写《音乐史》，收集了两万余件史实。为了编写一本《中国之古乐》，就从《礼记》、《乐经》、《尔雅》等古籍中收集了有关古代的乐制、乐器等各种资料千余件。可惜因为他的早逝，以上两书都未写成。

他对于我国民族音乐的重视，不仅表现在编写《中国之古乐》时收集资料的工作上。有一年，音专的学生集体去苏州，黄自和我也同去了。听说苏州某处有一古老的道教庙宇(究竟是那一庙，在何处，已记不清了)，黄自就特为赶去。其目的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也不是为了瞻仰古绩，而主要的是为了去听一听古老的道教音乐。从他的遗稿中发现，早在一九一四年在北京天坛举行的“古物展览会”(里面有各种古代乐器)，他就去看过(那时他正在清华求学)，并作了详细的纪录，甚至把古代乐器的详细构造、尺寸都记了下来。

上海电通电影公司要拍摄一部描写上海面貌的影片，要求黄自为这部片子写一插曲(就是后来写成的《都市风光》)。 平时专心于音乐教育、音乐创作的黄自是不大到街上去“闲逛”的，但这一次破例了，为了更多地了解上海的情况，在接受电影公司的要求后，他就要我陪同到大马路、新世界一带去边走边看。一般都是晚上去的，在那里，晚上要比白天热闹得多。但当时的热闹和今天的热闹又不同。因为这一带是“高级华人”和洋人们活动的地带。他对于在大公司外面闪耀着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很注意。当时，霓虹灯在一般的街道上还是不大看得到的。除了接触最多，最爱好的音乐以外，他还喜欢古典文学。他曾阅读了很多我国的古典文学著作。他喜欢欣赏诗、词、歌 赋等。在他的笔记中，就有从各处抄录下来的诗词等作品。这方面的爱好，对于他音乐上的创作活动也起着积极作用。在阅读古典小说时，他很注意小说中关于当时歌舞的叙述和描写。也摘录了一些下来，他想从这里来了解一些我国古代的音乐。

由于他对我国古典文学的熟悉，对声韵的了解，所以在写作歌曲时能够严格地对待曲调与歌词统一的问题。写到这里又想起他毎次作曲前的情况。当他每次拿到一个歌词的时候，就非要先把歌词中每一句、每一字的声韵搞淸楚不可。但是他自己的北京话不好，时常咬不准音，而我由于从小在北京生长，在北京学习，北京话比较好，所以他拿到歌词后总要我先念给他听一遍，没听清就念两遍，两遍不够，三遍……直要到他把歌词中全部声韵都弄清楚为止。有时歌词比较长，他就在每个字边注上声韵的符号，免得弄错。

 外表沉默其实健谈    

黄自的性子很静、温和、稳重，看上去似乎沉默寡言。但是只要和他接触一多 ,就可以发现他待人非常诚恳、和善、热情，也常常会谈笑风生，特别与学生接触时就更是健谈。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几乎经常有学生到我们家来，有时个别地来，有时三五成群地来，也有时是一大伙一齐来。一般学生们都是晚间来的，来了以后大半是谈谈学习方面及音乐方面的问题，有时也玩桥牌或其它游戏。工作或上课时显得很严肃的黄自，这时候就和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们一样活泼了。 如果学生们是晚饭前来的，那么往往就在我们家里“便饭”了，偶然我们也特为准备些菜，请些家在外地的学生。

他对学生的经济情况也很关心，曾几次帮助了个别经济上特别困难的学生。一次，一个学生无法缴纳学费，正在为了可能要辍学而苦闷的时候，却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信，信封里是一张黄自代付学费的收据。学生们尊敬他，但也很怕他。这是因为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而另一方面却也很和蔼，学生在学习上有不够的地方，他总要指出来，但不是指责，而是耐心细致的教导。最近还有他当时的学生这样回忆过他：“我们都很怕黄先生，每次他给我批改和声习题的时候，如果我做得好，他就一面在钢琴上弹，还一面微笑地点着头。如果我做得不好，他仍是微笑着，但不是点头，而是慢慢地摇着头。”

他对学生的感情是真诚的，学生对他的敬爱也使他很感动。去世前经常有学生到医院去探病，学生走后他往往被他们的热诚关心所感动而低声哭泣。黄自也很谦虚，没有一般学者或作曲家的架子。当时经常有人请他作曲，特别是各个学校都来请他作校歌，他都认真地作了。青年们常寄作品来请他修改，他也认真负责地修改了。黄自喜欢把自己的工作环境布置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不像别人那样，一有空就出去看电影看戏。休息的时候，我喜欢整理整理工作环境，有了好的工作环境，工作起来也顺利些。”

搬到“市中心”后，在书房布置上也花了不少精力。书房四周是书橱，墙上挂着历代音乐家的画像。中间是他的大写字桌，桌上简单而整齐地放着文具。桌子是他自己设计的，一部分抽屉做得很浅，格子也分得很小，用来放零星文具，另一部分则做得很深，格子也分得很大，用来放稿纸和五线纸。一个小小的卡片柜里放着他经年累月写制起来的索引卡片。他的乐谱买来后都重新订成一个格式，但封面的颜色则根据乐谱种类的不同而不同，钢琴谱封面是大红面黑边，声乐谱是紫红面黑边，小提琴谱是……

学余闲莳花打球

工作之余，除了有时和来家的学生谈谈玩玩外，黄自也喜欢作些有趣的消遣和体育活动。我们住在“市中心”时屋前有一小花园。晚饭前后黄自就是这个小花园的“园丁”，整个花园都有草地，他就在四周亲手种上了他所喜爱的月季花，还经常带着孩子去浇浇水，捉捉虫。在花园中间还栽了一株石榴树。还饲养着一些家禽，鸡鸭鹅都有，他喜欢打羽毛球，也经常打羽毛球，当时学校离家有一段距离，他就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骑车来回，而且有一时期清早一起身就要我一同骑着车到附近兜一圏，吸些新鲜空气。

正因为这样，黄自的身体很健壮，很结实，任何人见了他以后都是这么说的。所以很多人得到他去世的消息，都不相信这是真实的。我想如果不是那种动荡不定的环境以及他的心绪不好，是不容易得病的。即使得了病，如果有良好的、负责的医疗，也是完全有希望痊愈的，但是情况正好相反，他在应该作出更多贡献的壮年就去世了。

黄自平时穿的衣服有两套西装，一套灰色的，是春夏季穿的，另一套藏青的，是秋冬季穿的。除此还有一件灰色纺绸衫 和一件白夏布衫。无论上课也好，办公也好，听音乐会也好，反正就是这几件衣服。回到房里就又换上家里穿的旧衣服。特别是冬天，他在家里穿的是一件满身窟窿和补丁的丝棉长袍。由于衣服太旧了，所以走过桌角一不留心就会“斯拉”一声勾破一块。有时从写字桌前站起来时也会“斯拉”一声。出外穿的衣服虽不多，但都弄得很干净、笔挺的，特别是去上课的时候，对衣着的整齐总是很注意。黄自抽烟不多，只在晚上备课或创作时才抽烟。他不会喝酒。对于他来说每天不能少的是茶，而且要浓茶。

 战火激起爱国豪情   

 “八一三”的前一时期，日本兵经常在虹口一带挑衅惹事，形势很紧张，每次一出事虹口就要封锁，。，我们住的郊外就和市区完全被隔绝起来。少数人住在荒凉的郊外是很危险的，，立即带些随身衣物以及黄自最重要的稿件赶回市区。每一次逃进市区时，总要怀疑是否还能回到“市中心”，但都是过不了几天就又开放了。就这样来回了两次。第三次我们照旧地进入了市区，但气氛与前不同了，似乎比过去要紧张得多，而且许多虹口的人都在纷纷进入“租界”，于是我们便急急忙忙地把所有能搬运的书稿、家具等都尽量搬入市区。还没搬完就正式封锁了。这以后就再也没回到市中心，那里的房子连同未能赶运出来的杂物家具全毁于炮火。

从这时起我们又重新和他的父母、弟妹同住于金神父路花园坊。由于战云起. 时局动乱不定，再加以丢掉了那个经他精心布置而觉得很满意的创作环境，黄自的心情就不太好。这时候全家挤在堆满家具的房子里， 卧室就成了他的工作室，写字桌旁除了书柜外还加上了小孩的睡床。虽然他的心情比以前差，工作环境也不如以前了，但这却是他短短一生中重要的、创作上多产的时期。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往往我已一觉睡醒时，他还埋头在书桌上。他谈笑得少了，更沉闷了。侵略者的炮火毁掉了美丽的家园，他所热爱的国土上到处燃起了战 火。这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对敌人的无限仇恨。他动手写下了《抗敌歌》的第一段歌词：

中华绵绣河山谁是主人翁？

我们四万万同胞。

强虏入侵逞凶暴，

快一致永久抵抗将仇报。

家可破，国须保，

身可杀，志不挠。

一心一力团结牢，

努力杀敌誓不娆。

他连续写下了《九一八》、《抗敌歌》、《旗正飘飘》等爱国歌曲，由音专学生辗转沪杭各地演出了这些歌曲，以唤起民心共同抗日。“现在我写抗敌歌曲，。”他曾谈出这样的心愿。，而他写庆祝胜利的歌曲的心愿却未能实现。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音专的师生们不少都相继去内地工作。亲友们考虑到上海的环境不再适合黄自的创作了，如果他能到内地把他的音乐用来鼓舞更广大的群众就会作出更大的贡献来。因此都劝他去内地。特别是后来又传出了这样的风声，，。我和家中的人就都焦急地对他说不要被家庭牵连了，劝他一人先去内地。